2016中国银行家调查报告 信用风险成首要关注

　　­《报告》显示,银行家关注的首要风险是信用风险。目前,虽然我国银行体系不良贷款率仍处于全球银行业低位,但未来我国去产能、去杠杆、去库存进程的加快,有可能从多个方面对银行信贷资产质量形成压力。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我国银行信贷资产质量管理能力将真正面临宏观经济和金融环境变化的压力与考验。

　　­中国银行业协会2月24日发布的《中国银行家调查报告(2016)》(以下简称《报告》)显示,进入2016年,中国经济迈入新的发展阶段,面临诸多挑战。银行家对宏观政策整体评价较高,并认为科技创新和经济金融改革政策将受到更多关注,人民币纳入SDR带来人民币业务新机遇,“债转股”需建立市场化的管理机制。

　　­在人民币纳入SDR后对宏观经济主要影响的调查中,有75.8%的银行家认为人民币加入SDR将加速人民币国际化进程;53.9%的银行家认为会加大对人民币资产的配置,增加人民币业务机会;另有51.2%的银行家认为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将加快,有利于中资企业“走出去”。

　　­信用风险获银行家首要关注

　　­《报告》显示,银行家关注的首要风险是信用风险。受宏观经济下行压力以及实体经济经营困难向金融领域传导影响,当前,我国商业银行资产质量正面临新一轮劣变压力,这基本符合银行资产质量顺周期演变规律。目前,虽然我国银行体系不良贷款率仍处于全球银行业低位,但未来我国去产能、去杠杆、去库存进程的加快,有可能从多个方面对银行信贷资产质量形成压力。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我国银行信贷资产质量管理能力将真正面临宏观经济和金融环境变化的压力与考验。

　　­目前,我国与利率市场化相关的制度基础和负债工具创新基本到位,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也在稳步推进。同时,商业银行更加重视综合性融资服务能力提升和泛资产管理中的创新能力培养,也更加重视全球化资产配置和管理,这些都对市场风险管理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而随着息差的缩窄,银行为了追求利润,加剧了资产负债的期限错配。同时,出于规避监管或提高收益的目的,对传统资产负债表科目以及传统的贷款、存款、理财与同业业务的“创新”,最终都将体现为对银行流动性的冲击。

　　­互联网金融监管需强化

　　­近年来,我国互联网金融呈现“井喷式”发展。在经历发展初期的野蛮生长后,伴随着国内宏观经济整体面临下行压力,互联网金融蕴含的风险在2016年集中爆发,引发市场广泛关注。强化互联网金融监管,在鼓励创新发展的同时推动规范发展,成为互联网金融未来的发展趋势。

　　­调查显示,随着互联网金融发展的深入,P2P平台跑路、股权众筹纠纷等问题愈演愈烈,部分长期积累的风险不断爆发。为有效防控互联网金融领域的风险,监管部门持续加大监管力度,出台完善相关法规制度,鼓励创新与防范风险并举。

　　­从银行家的角度看,超过六成的银行家(67.1%)选择建立和完善制度法规作为加强互联网金融监管的重点,其他重要方面包括“加强互联网金融信息披露”(49.7%)、 “严格限定准入条件”(47.4%)、“加强跨业监管协调” (40.6%)等,也受到银行家的关注。

　　­银行家离职数量增多

　　­《报告》显示,伴随着银行业的发展,银行家群体的感受与心态也在逐渐调整。在银行家职业化过程中,面临着缺乏有效激励约束机制、限薪令等影响。在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越来越多的银行家离职,去往其他银行业金融机构或新型金融业态。

　　­《报告》显示,银行家对工作与生活各方面的满意程度比2015年均有所降低。其中,自身业余生活(3.77分)、工作压力(3.78分)和薪酬水平(3.79分)的满意度评价最低。

　　­《报告》还显示,《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的推进实施,对商业银行管理者带来多重影响。51.2%的被调查对象表示,方案的落实促使相关银行高管离职数量增加。46.1%的银行家表示,除了银行高级管理者,中层管理人员的薪酬收入也受到方案实施的影响。但对于商业银行高管离职数量的增加,被调查的银行家认为,促使这些银行高管离职投身其他金融机构的主要原因,一是“银行高管个人走出体制,挑战更市场化领域的意愿”(32.7%);二是“银行盈利能力明显下降,银行高层工作‘压力山大’”(30.7%)。同时,超过四成的银行家判断这一趋势将保持平稳,而30.7%的银行家则认为会进一步加剧。

　　­金融监管改革框架备受关注

　　­中国银行家对2016年银行业主要监管指标体系整体评价良好,对监管机构监管政策制定及监管成效给予了肯定。面对新的经营环境,银行家还进一步对金融监管架构改革、逆周期监管、银行业“走出去”、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等方面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提出了不少意见和建议。

　　­《报告》从“主要监管指标评价”、“主要监管手段评价”两个维度,对2016年银行业监管成效进行了评价。具体来看,“主要监管指标评价”方面,银行家普遍对“资本充足率”、“拨贷比”、“拨备覆盖率”、“净稳定资金比例”及“流动性覆盖率”等监管指标的总体评价较高,其中“资本充足率指标”已连续5年评价最高,而2015年“存贷比”指标由法定指标转为监测指标后,银行家对存贷比指标的评价有所回升,也反映出指标调整的必要性与合理性。“主要监管手段评价”方面,“监管政策制定”获得了最高评价,连续4年排名在前两位,显示出银行家对监管机构监管政策制定及其监管成效的肯定,而“监管政策调整”、“问责与处罚”的排名较2015年有所上升,表明银行家对监管政策实施及银行违规处罚方面的广泛关注。

　　­对于是否需要对现行金融监管架构进行调整,银行家的认识还未达成统一。近半数受访银行家认为,现行的“一行三会”金融监管架构需要调整,但最优监管模式选择仍有待探索。在现行的以机构监管、微观行为监管为主的金融监管架构下,超过四成的银行家认为,监管模式应进一步强化在功能监管和宏观审慎监管方面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