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会议向过剩产能宣战 A股市场迎来长期利好

　　中国将努力化解过剩产能和房地产库存

　　点评：2015年全国商品房的成交量有望接近或超过2013年的最高水平，但从全国商品房待售面积来看，截至11月超过6.9亿平米，2011年以来的5年中几乎每年新增加1亿平米左右，这还没有包括全国大批在建项目、以及已经卖出土地但还未动工的项目；一些城市前几年开发量过大，使得去库存艰难。(中国房地产业协会原副会长朱中一)

　　全国楼市去库存需要6-7年时间。(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钟伟)

　　将帮助农村居民在城市买房

　　点评：如果真的希望未来成为市民的农民工成为买房的主力人群，就必须在户籍制度、在中小城市的产业发展和公共服务上着力改进，农民工只有在一个城市里有就业，子女的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能够跟上，买房对他才有意义。(知名经济学者马光远)

　　中国将逐步扩大财政赤字比率，积极的财政政策将更加有力

　　点评：基于中国潜在增长的情况，这几年还可以进一步扩大财政赤字。第一步可以扩大到3%，加大有效精准化的投资力度，除目前的城市地下网管投资之外，应大力弥补增加有利于居民消费的公共服务的投资，幼儿园、学校、医院、养老、健康保健、旅游等等。国庆长假一年中国流动旅行人口7亿4千万，你想想多少在坐火车、飞机、吃、玩。中国的老百姓消费没减弱，我们应该进一步再深挖减税的潜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名誉所长夏斌)

　　点评：积极的财政将真正积极起来，今年财政收入持续被动下滑，明年压力将更大，财政赤字率扩大已成定局，预计至少会扩大到2.5%；另一方面，稳健的货币可能会更加稳健，以对冲为主。(民生证券研究院院长管清友)

　　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货币政策应为结构性改革提供合适的条件

　　点评：随着通胀回升、存款基准利率降至1.5%的新低以及利率市场化的完成，降息的空间将明显收窄，降息次数将明显减少。而在美联储加息、人民币汇率波动加剧、外汇占款继续大幅下滑的背景下，降准的次数不会少于今年。短期看，汇率贬值压力释放，11月外汇占款创下3158亿的历史第二大降幅，降准的窗口再度打开。(民生证券研究院院长管清友)

　　点评：与财政政策形成对比的是，“稳健的”货币政策在2015年最终变得相当宽松。今年，中国人民银行迄今已5次下调基准利率共125个基点，4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共250个基点。在某种程度上，紧缩的财政政策为货币政策应对带来更大压力。我们预计货币政策在2016年依然保持宽松，将会出现1次25个基点的降息与4次50个基点的降准。除了GDP增速进一步放缓，CPI通胀可能依然保持温和状态：我们预测2016年整体CPI仅将小幅同比上涨1.9%(2015年预计同比上涨1.4%)。值得注意的是，PPI通缩还将持续，2016年仅小幅收窄至同比-3.3%，而2015年同比为-5.2%。(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朱海斌)

　　2016年经济政策重心仍聚焦于供给侧改革，将采取一系列举措降低企业负担

　　点评：供给侧改革的核心有三点。

　　一是去库存。房地产重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去年没提)已成定局，表述也没有悬念，一定是“化解房地产库存”。和之前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相比，这次会议提出了更具体的措施“推进以满足新市民为出发点的住房制度改革”，过去的住房保障主要靠扩大供给，以后可能更多的靠扩大需求，通过货币化补贴、建立国家住房银行等方式降低老百姓的住房融资成本。

　　二是去产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历史上可能第一次明确提出“兼并重组、破产清算，实现市场出清”，这意味着在连续几年扩张需求不奏效的情况下，中央已经把去产能放到了更重要的位置，但考虑到就业压力，未来仍是兼并重组为主，破产清算为辅。

　　三是国企、财税、金融、社保等重大改革，这是三中全会以来一直在说的，但这次特别强调了社保值得关注，这是我们后面要说的城市工作的一部分。(民生证券研究院院长管清友)

　　中国2016年主要任务之一是去产能、去杠杆

　　点评：有人担心去产能将导致大规模解雇工人，进而可能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其实，中国的适龄劳动人口自2011年开始减少，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失衡意味着部分领域的劳动力供应不足。政府可以在技能培训与再就业方面加大财政支出，可以缓解产能过剩调整带来的就业影响。(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朱海斌)

　　中国将继续采取措施防范金融风险

　　点评：未来几年金融风险还将继续演化。一方面，政府将维持低利率环境，确保银行系统稳定的流动性，鼓励将直接融资(股权与债券融资)作为成本更低的地方政府与大公司融资渠道，并采取各种措施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另一方面，尽管整体状况仍在控制之中，但信贷增速将继续超过名义GDP增速，债务/GDP比率将继续升高，银行的不良贷款比率也将上升。

　　由此带来的一个主要担忧是，这样一种策略是否会在长期内导致金融体系僵尸化。与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类似，中国债务主要是国内债务(尽管外债自全球金融危机后急剧上升，但基数较小，目前仅占GDP的10%-15%)，较高的储蓄率可以支撑高投资与高负债，且货币政策仍有充裕的空间，能够防止短期内爆发财务困境。

　　但是，结构性改革才是问题的关键。如果去产能过程进展过于缓慢，劳动产生率下滑的局面将无法得以逆转；上述策略只能推迟金融风险的发生，却无法从根本上予以消除。实际上，常年向僵尸公司提供贷款只会挤压用于其他公司的融资(尤其是新兴领域)，迫使政府采取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并在长期内导致更大问题发生。日本式的金融危机是中国政府应重点防范的风险。(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朱海斌)